近日，經黨中央批準、國務院批復，自2018年起，將每年農歷秋分設立為“中國農民豐收節”。這個節日的設立，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由國務院批復同意的。這是第一個在國家層面專門為農民設立的節日。
　　選擇節氣 意味深長
　　“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我們中國人有一種更為精細的丈量春夏秋冬的刻度。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逐步認識到物候與農業生產之間的密切關系，進而對這些寶貴經驗進行高度抽象與總結，最終形成二十四節氣，作為我國農事活動的主要依據，世代傳承至今。很多節氣都有與之相伴的農諺，比如“谷雨時節種谷天，南坡北洼忙種棉”、“小滿小滿，麥粒漸滿”等。
　　秋分是農歷二十四節氣里的第十六個節氣，當年春夏播種的稻谷、玉米棉花等作物一般在此時成熟收獲。中國人常說“秋收冬藏”，秋分正是豐收季節最好的象征。對于幾千年來以農業立國的傳統中國來說，對豐產的向往和豐收的喜悅是發自內心的。設立中國農民豐收節，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對廣大農民的深切關懷。
　　多收了三五斗
　　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農民在社會經濟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工業革命以來，第二三產業的崛起更是反襯了農業與農民的窘迫地位。無論是在遠古的封建世代，還是近代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谷賤傷農”都是常見的社會經濟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農民辛勤勞作一年終于獲得豐收，反倒因為產量增加價格下降而遭受損失。這一可稱之為“豐收不增收”悖論，是中國農民長期處于社會經濟弱勢地位、難以實現富裕的癥結之一。
　　葉圣陶的短篇小說《多收了三五斗》是語文教材里的經典課文，也是對這一現象的經典描述。小說描寫了20世紀30年代江南農民在豐收之年糶米，收入反而比平常年景更低。文章開頭，船艙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可見豐年收成好，谷米產出數量的確是大大增加了。但隨著“糙米五塊，谷三塊”的報價，“舊氈帽朋友”震驚了。
　　“在六月里，你們不是賣十三塊么？”，“十五塊也賣過，不要說十三塊。”雖然心有不甘，但希望最終還是“猶如肥皂泡”一般迸裂了。
　　“天照應，雨水調勻，小蟲子也不來作梗，一畝田多收這么三五斗……哪里知道臨到最后的占卜，卻得到比往年更壞的課兆！”農人們無法接受，風調雨順的豐收之年，為何增產不增收。
　　“各處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頭幾批還沒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米行的先生給出的解釋更簡單，既然豐年，那么各地供應量大增，價格自然高不了。具體來說，即便豐年產量“多收了三五斗”，但價格卻因此跌去六七成，總收入反而不及平年。
　　小說的立意在于反映農民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遭受三座大山的壓迫與盤剝的悲慘生活，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然而，因為供給過剩而導致價格下跌，收入下降的客觀經濟規律，卻是在任何政治制度和社會形態中都起作用的。
　　倒奶殺牛的無奈
　　20世紀30年代，中國江南的農民忍痛虧本糶米，同時期大洋彼岸的美國奶農則在親手毀滅他們的產品。
　　當時，美國正經歷“柯立芝繁榮”，工業增產農業豐收，整個國家高速發展，美國人認為這種情況會永遠持續下去。然而，其生產過剩的危機已在醞釀著之后的衰退與蕭條了。1929年，美國共生產了110.52億美國加侖（US gallons）牛奶，在大蕭條時期嚴重供大于求。10月，紐約股市跳水點燃了危機導火索，崩盤迅速波及各行各業，股票與工業品價格暴跌，工廠停工，工人失業，一方面農畜產品堆積如山，另一方面廣大民眾收入驟減，甚至不能維持日常飲食。
　　牛奶作為新鮮畜產品無法長期保存，大量滯銷致使價格暴跌，不但低于奶農的生產成本，甚至連基本生活也無法為繼。瘋狂的奶農開始將辛苦生產的鮮奶成噸地倒入河中，期望改變供不應求的狀況，使價格不再下跌，這樣多少能收回一些成本。隨著大蕭條的延續與擴大，因為養牛本身也需要成本，一些絕望的奶農甚至殺掉奶牛。
　　1931年初，紐約州鮮奶收購價格為每100磅2.25美元，到1933年初，每100磅的價格已跌破1美元。在此期間，美國多次發生罷工奶農強行傾倒其他奶農的牛奶，理由是“防止其他奶農以低價出售牛奶”。
　　豐收重在增收而非產量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在畸形的國情與畸形的市場狀態下，農業豐收，農產品價格下跌，帶給農民的反而是收入下降和生活困頓。
　　中國作為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是立國之本。解決三農問題，也成為我黨執政以來，始終放在首位的重要任務。
　　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生產從戰亂中恢復和發展，1962年開始建立糧食儲備制度；改革開放后，聯產承包極大推動了農業增長，糧食儲備規模不斷擴大；進入21世紀，隨著國力增長和農業技術進步，我國夏糧連年豐收，而每逢此時，我們就會聽到“按保護價敞開收購”的新聞。由國家糧食儲備系統進行平準，穩定糧食價格，保障農民收入，豐年收儲入庫，價格有所托，“谷賤傷農”的問題，由此破解。
　　2006年，中國徹底取消了農業稅，具體包括農業稅、屠宰稅、牧業稅、農林特產稅，這是幾千年來頭一回。
　　戰略農產品的儲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主要大宗糧食和經濟作物的價格，基本解決了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然而中國農業想要完成質的飛躍，中國農民生活要全面達到小康水平，還需要新的方法論與指導思想。
　　破局出路——走向質量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提出了著名的“三個轉變”重要指導思想，即“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因此，中國質量與效率的變革，不獨是制造業的目標，而是涵蓋各個產業，當然也包括農業。
　　以往我們應對農產品價格波動對農民收入的傷害，往往是對供給端的調整，比如加強市場信息公開，發揮價格指導，以期望廣大農民自行調整每年的產量，其結果往往就是供給調整滯后于價格波動，上演“蒜你狠”，“姜你軍”這些過山車大戲。事實上以今天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我們已經很少面臨真正的供給匱乏，更多時候價格的波動是由于市場預期的炒作。
　　農產品極大豐富，說明“中國速度”已經夠快；而農產品同質化則意味著“中國質量”尚不夠高。未來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供給的質量，從基礎農產品就開始實施差異化戰略。同樣是大米，東北黑土地與江南魚米之鄉的口味必然不同；同樣是蘋果，山東丘陵的雨水豐沛與西北高原的日照充足也必然造就別樣的品質。
　　實際上，中國農產品的地域性品牌其實很多，但由于公共品問題的原因，地域無法作為法律上的主體捍衛本地品牌的合法權益，地域性品牌更多體現在口碑傳播的名聲，也不是法律上的客體。于是我們看到每當秋高蟹肥之時，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大閘蟹紛紛涌向陽澄湖，經過一番浴水鍍金加持，搖身一變而成為盡人皆知的“陽澄湖大閘蟹”，久而久之，好好一個地域性品牌，反倒讓消費者顧慮重重。
　　我們的農民已經注意到，對于一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農產品，不再片面追求產量，而是越來越注重精耕細作，更注重優質而不是高產。因為產品是搭載品牌的唯一載體，如果東西不夠好，其他的都是空中樓閣，越多宣傳營銷越是南轅北轍。但是，地區的好產品想要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就要對產品本身進行品牌化運作，也就是“實現產品到品牌的轉變”。
　　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品牌可不是地域性品牌。生產地域對產品質量的加持不能直接作為品牌使用，地域屬性對品質的提升更適合站在品牌身后作為背書。否則天下人都知道西湖的龍井最好，賣龍井的都說自己的貨是西湖的，贛南的臍橙好吃，賣臍橙的都說自己的臍橙是贛南的，雜牌無法證偽，正牌徒呼奈何。
　　在農產品領域，較為成功的品牌化案例當屬褚橙，人們甚至不在乎種植地，也正因為其品牌與地域無關，而是作為商標權確定地屬于某個公司，自然也就無人敢仿冒。
　　品牌的缺失，是三農問題的癥結之一。它導致農村、農民始終不能建立起一個長久、穩定并且逐步上升的收入來源。因為品牌的缺失，無法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通俗點說，只能按斤賣，不能按個賣。始終只能當做初級產品、原料，賣不了更高的價，也就無法與熱火朝天的消費端建立有效聯系。在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農民的收入自然無法提高。
　　總之，除了大宗糧棉等戰略性產品，大多數農產副品門類其實都可以根據“三個轉變”的指導思想，走“少量優質”的路線，再進一步將產品進行品牌化的經營，可以極大提升農民在產業鏈上所獲得的附加值。產量和供給不需要過剩，既能節省社會資源，又為社會提供優質的農產品，農民收入增加更快，消費者生活更加美好。這樣的“豐收”，才是我們設立豐收節真正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