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提高農民工群體的技能水平，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要加強培訓，各級政府也列出了各種各樣的培訓計劃。這些培訓資金如何使用、如何補貼、培訓項目如何設計等問題，成為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

　　撒胡椒面，還是集中力量辦大事？

　　“返鄉農民工多數是青壯年，有外出務工、經商的經歷，他們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包袱，而是寶貴的資源。由資源變為財富，就要在本地實現就業、創業。幫助他們就業創業，最重要的就是培訓。”全國人大代表、有著“農民工司令”之稱的張全收建議，政府應大幅度增加對返鄉農民工培訓的投入，提高培訓補貼標準，擴大培訓覆蓋面。應建立政府、企業、農民工培訓經費共擔機制，切實做好農民工培訓工作。

　　對于目前分管農民工培訓的部門多，各種“計劃”、“工程”也多的情況，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劉家強說：“現在確實存在培訓資金分散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整合資源，考慮捆綁使用。這就需要由縣一級政府來統籌，集中力量，確保培訓一個成一個。”

　　而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政府副秘書長史俊通卻不主張捆綁使用培訓資金：“因為一捆綁，覆蓋面就少了，受益的農民也少了。”他說農民問題首先要想到的是多數人的問題，認為現在還是應該著眼于覆蓋面。

　　什么樣的培訓更有效？

　　什么樣的培訓更能有效促進就業？代表委員們紛紛建言獻策。

　　張全收代表說：“培訓內容既要瞄準本地市場需求，又要與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個人需求相結合，統籌一二三產業需要，就業、創業培訓并進。”

　　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主席項宗西認為，政府應安排專項資金，加強市場分析預測，多選擇用工需求大于供給的職業崗位工種，實施定向、訂單式培訓。要在農民工自愿的情況下開設“適銷對路”的培訓專業，充分利用經濟調整的機會，解決農民工供給市場存在的技術斷檔難題。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劉家強也認為對返鄉農民工的培訓，要根據不同需求進行。

　　農民工培訓應多方聯動

　　代表委員們認為，培訓不應該只是針對金融危機的一種應急行為，應建立勞動力轉移培訓的長效機制，并且需要多方聯動，這不但要求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努力，還需要企業的參與和農民工本身的配合。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博士生導師左煥琛表示，要通過基礎教育、義務教育和掃盲教育等多種途徑來建立農民工技術培訓體系，提高其自身素質、文化水平和職業技能。輸入地和輸出地政府要通過政策和財政支持，幫助農民工以最低的成本學到最實用的知識和技能。而輸出地政府應加強對農民工的跟蹤服務，定期發布職業需求和職業技能要求方面的信息，以便有針對性地開展職業技能培訓。

　　史俊通委員說：“在輸出地，應該進行一般性的培訓，比如法律知識的培訓、建筑業的培訓等。在輸入地，應該進行更有針對性的工種培訓。”

　　“對外來農民工的培訓，可以采取脫產培訓、在崗培訓等多種形式。采取脫產培訓的，經費由政府、培訓機構和農民工本人承擔；在崗培訓的，政府應按人頭費撥付給企業，一方面減輕了企業的負擔，另一方面，也使企業盡量少裁員或不裁員，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張全收代表建議。

　　教育培訓應惠及農民工

　　“政府應盡快建立進城務工農民工教育培訓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進城務工農民工教育培訓基金管理，強化農民工技能培訓工作的有效性。”在談到建立培訓長效機制時，全國人大代表、也是農民工代表的朱雪芹建議。

　　朱雪芹認為，《勞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實施以后，從法律意義上明確了進城務工農民工與城市職工同工同酬同福利的企業勞動合同制職工待遇。但是，現有教育培訓基金管理制度沒有有效惠及農民工。建立勞動關系的農民工作為企業職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理應享受這一待遇。

　　朱雪芹說，像上海市，從事各行各業的400余萬農民工，接受的基本都是上崗培訓和勞動紀律培訓，大部分難以享受企業出資的技術晉級和深造培訓。“有些企業鉆空子，把《上海市職工教育條例》規定的1.5%的職工教育經費中的應該用于一線職工的50%培訓經費，挪用于經營者出國培訓或MBA等培訓。”

　　朱雪芹建議，將進城務工農民工納入到城市職工教育保障金制度中，保障金占農民工工資總額的2%，其中1.5%為企業出資，0.5%為個人出資；并納入到社保體系中，按月由用人單位繳納，劃入其使用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卡(綜合保險卡)的個人賬號中。為激勵進城務工農民工參與學習的積極性，保障金只供農民工本人使用，且專款專用，可以累積，不能提現，并且以五年為一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