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國際糧價一直在過山車，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國內出現政府應高價收購低價出售的呼聲，而且越來越高。針對這一情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近日舉行了“新形勢下如何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研討會”，同時，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對先前的這一呼聲進行了回應：“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放開糧價以來，糧價并不由政府來制定，政府只是制定最低保護價，否則就是回到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時代。”

陳錫文針對“新土改”的說法，進行了猛烈抨擊：“不能脫離中國土地制度的基本核心，即兩種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類管理。”他認為，當前三農發生變化的速度快得超出想象，而當務之急是需進行深入鄉村調查研究真問題。

流轉并非真問題

“農村土地問題，真問題并不是能不能流轉的問題。”韓俊以覆蓋全國57個縣市、2749個村莊、歷時6個月的國研中心最新調查結果為例介紹說，全國農村土地流轉的比例為20%以上，其中東部為27%，中部為11%，西部為15 %。“這種自愿的土地流轉比例在發展中國家中是最高的。”如果一味擴大流轉比例，不排除會出現一些政府行為損害群眾利益。

經過對2749個村莊的調查，約40%的村民上訪反映的是土地征用問題，“土地權利的進一步保障才是當前農村土地問題的真問題。”與土地轉用后巨大的長期的增值收益相比，失地農民所得到的土地補償費分配比重很低。

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就曾經提出，因無力耕種等原因，土地可以流轉，而且，關于土地流轉的5種方式在《土地承包法》里也有明確的說明，農業部也出臺了農村土地流轉條例，“有人認為是十七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土地才允許流轉的，是不了解歷史的說法。”陳錫文指出，“‘新土改’的說法，只是炒作概念，農村土地流轉，不能脫離中國土地制度的基本核心，即兩種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類管理。”關于農林地經營權和農民宅基地的使用權抵押、可不可以買賣的問題，很多專家鼓勵這樣做，但陳錫文認為，土地承包權和宅基地抵押應該慎行，“更主要的是發展小額貸款。”

在中國，2007年開始發展小額貸款，不用抵押，實質是信用貸款，最高額度是30萬元。“現在搞抵押貸款，遼寧省法庫縣作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900多畝地抵押貸了30萬元的款，一畝地價值大約300元，這對農民有失公平。”而且，陳錫文指出，從日本等國家的情況來看，對于農民的貸款，通常不以土地作為抵押物，農地不是工業用地，商業銀行不愿接受農地抵押，小塊的土地對于銀行來說，不便于處置。農地經營權抵押，風險全給農民，銀行等貸款機構則獲利。對于農村的信用貸款，韓俊指出，政府有大約1800億元的票據支持，因此，相關的銀行機構應該大力發展小額信貸，現在來看，“農村金融已經成為整個農村發展的軟肋，抵押貸款容易將經濟問題變成社會問題。”他建議扶持草根金融，加強農村信用擔保，支持政策性金融。

農民原來貸不到款，“現在你去問抵押貸款好不好，農民很高興，但更應該發展的是小額貸款，目前來看發展不大。 ”所以，陳錫文指出，“不是新的就是好，膽大就是好，一定要從改革的大方向去考慮這個問題。”

穩定糧價不是回到計劃時代

“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放開糧價以來，糧價并不由政府來制定，政府只是制定最低保護價。”對于在國際糧價起伏跌宕形勢下國內出現政府應高價收、低價賣的呼聲，陳錫文指出，“否則就是回到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時代。”

對國際糧價的波動，韓俊認為，應有危機意識，中國把糧價穩住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國家也在擴大一些收儲規模，但糧食之外的大豆、棉花等農作物很難像糧食一樣實行保護價，例如，從美國進口一噸大豆到中國約2900元，而國產大豆的價格已經達到3600元，實施保護價成本太高。而且，全世界沒有一國可以把農產品的價格挺起來，當前應該伺機出臺政策，防止價格下滑過快。”

種糧補貼怎么補，議論很多，目前國家政策對種糧直補，主要包括糧食、種子、農機具、農業生產資料等，按16億畝糧食播種面積進行補貼。對于一些媒體質疑的“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一些種田的農戶沒有補貼，不種地的反而有補貼 ”的問題，陳錫文表示，“政策可以規定誰種糧就補給誰，但是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是市場的平等的談判，所以，完全不用采取行政的辦法，應該交給農民，讓他們自己通過市場來解決。”

三農研究不能搞“空中飛人”

　　此次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推出了最新的實地調研成果——《調查中國農村》。對此，陳錫文指出，目前的三農問題需要大量的實地調查，“更重要的是倡導了一種真正進入鄉村的作風，尤其是從事政策理論研究的學者、官員。”“不到農村，不進村入戶，不跟農民面談，決不敢輕易發言，不去印證就膽虛。”陳錫文結合經驗，間接批評了當前三農問題研究中的學風問題，“現在，有的研究者成為‘空中飛人’，從這個會趕到那個會，一周開兩三個會，把這個會上的信息拿到下一個會上去講，下一個的又帶到再下一個。”“或者只注重報表、統計資料，現在研究手段也先進，洋洋大觀，一臺機器，幾個U盤就解決了；或者是一個有聲望的教授，再加上幾個助手。”陳錫文認為，脫離改革發展方向實際的做法，在研究界應引起重視。而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曾經在中國經濟學界風光一時的經濟學者并沒有能在預防或者應對經濟危機中提出真格的建議，“脫離實際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比較浮躁的作風下，一些專家在不懂的領域也敢去發言，仿佛一個領域有成就就無所不能。”

　　在中國正在進行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2億多人離開鄉村，形成了村莊空心化、農民老齡化、農作物間種化等現象，對農村產生了一系列深刻影響。不經過實地調查，就不能準確把握三農正在深刻發生著的變化。

　　“不僅要下得去，而且要真下得去。”陳錫文舉例道，曾經接到農民關于政府違法占地的上訪信，調查組前往調查，結果，當地政府把調查組帶到另一個村，所以，當前要想真了解情況也不容易，也許之前已經被做了手腳。“有的時候，到調研的縣，縣政府的同志會認為你們都來了半個月了，怎么還不走？而且一般不愿你住在縣城里，更不用說農戶家里了。”韓俊說。

　　通過開展各項農村調查，在過去10年中，韓俊的調查覆蓋了全國200多個縣市、3300多個村莊、9000多個農戶，獲得了大量的反映不同時期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第一手資料，提出的許多政策建議受到中央決策部門的重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臺向本刊記者透露，從今年開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各個研究部門，將根據研究工作的需要，設立固定調研聯系點，開展長期的跟蹤調查，并且，將運用現代技術和方法開展調查研究，不斷提高調研水平。

穩定糧價不等于計劃經濟，穩定糧價只是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一種政策，是三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不過目前，針對“三農研究”存在諸多問題，最嚴重的是沒深入農村，深入農民群眾中去，正所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現在三農研究就面對這沒有發言權這一現狀。